回归文学的常识——王尧全新随笔集《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新书分享会在诚品书店举行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7月5日下午，时值第十四届江苏书展首日，鲁迅文学奖得主、苏州大学讲席教授、作家王尧携最新作品《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亮相苏州诚品书店，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季进作为嘉宾出席，活动由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主持。三人一起从这本书出发，聊到当下的文学现场、一些值得标记的文学现象，以及面临重重困境如何回归文学的常识这些话题。

　　思想性、温暖性和唯美性

　　作为出版方代表，陆志宙首先介绍了《忽然便有江湖思》的出版情况。这本书是王尧最新文学随笔集，今年5月由译林社出版，这也是王尧继首部长篇小说《民谣》、历史散文《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后在译林社出版的第三部作品。《忽然便有江湖思》收录其近十年来的批评文章，凡二十三篇。这些文章短则五六千字，长也不过万字，既有关于《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寻找小说艺术变革的力量》《作为文学史研究过程的“历史化”》等对文学史和小说变革的宏观叙述，也有《关于莫言和莫言研究的札记》《关于汪曾祺和汪曾祺研究札记》等的微观作家作品论。本书中，王尧问历史、观思潮、论作家、谈理论、说方法，也反求诸己，盘桓于问题、思想、学术的历史之域现场之境，此之谓“忽然便有江湖思”。

　　学术思想的文体形式也是王尧关注的问题。集中篇什多为短章，但思绪悠长；不故作学术状，但学术之心澎湃不已，共同构成其关于文学的系统梳理和认知。所论或率真或婉转，或浅白或深邃，或感性或知性，文学信仰、问题意识与赤子之心是这些文字的底色。

　　季进从思想性、温暖性和唯美性三个方面谈论他阅读这部作品的感受。他认为：王尧以文字的形式来介入现实，反思历史；他的思想性独树一帜，使其具有极高辨识度。“王老师始终以悲悯的心胸看待文本和作家，即使是批评，也充满宽容和理解，将个人的使命体验融入到批评中，使批评不再是冷冰冰的理论概念演绎。”在同事季进看来，王尧是很有名的散文家，他已经出了很多本散文，最早也是以研究散文、写作散文成名的，即使在纯学术的写作当中，也可以看到那种抒情性、审美性的东西无处不在。

　　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文体之外，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主持人陆志宙介绍道，从2006年在《南方周末》上开设“纸上的知识分子”专栏，2008年出版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八十年代》，2010年《读书》杂志上发表“剑桥笔记”专栏，到最近几年在《收获》《钟山》《雨花》《上海文学》多家期刊上开设“沧海文心”“日常的弦歌”“时代与肖像”“纸上的生活”等专栏，再到长篇小说《民谣》，王尧的创作横跨散文和小说等多种文体。《忽然便有江湖思》则是其散文、小说和学术体系外的另一种文学批评，共同书写和完成他对历史、对时代与自我关系的理解。这些批评文字，与王尧的文学创作以及学术研究中的思想和价值同频而生，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在本书中，王尧打破传统学术文体的局限，以散文式语言和叙述方式，将学术思想与个人体验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魅力。正如他在书中写道：“这些文字引经据典少，注释也少，甚至没有注释；所谓学理性的表述，也不乏感性方式。我的许多想法，虽经斟酌，但更朴素地散落在文章中。中国的学术文体多样，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王尧在现场谈到了他心仪已久且备受影响的文章传统：“中国古代的文章没有区分的，因为这吻合我们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个文章里的散文也好，广义的狭义的散文也好，论述也好，都在文章里面，小说的诗词曲赋也可以成为文章。我们的文章是以诗文为中心的，这个诗文的文章后来变成散文了。中国是一个文章的大国，我受这个影响是非常深的。”他举例说，最典型的例子是鲁迅《呐喊》，里面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可以说是随笔，也可以说是论文。鲁迅写的杂文也是思想史，同一个文体之间是可以交融的，“这不是不规范，不规范是你用了人家的观点不加引用标注”。

　　长篇小说的写作是灵魂的死而复生

　　作为一部文学随笔集，《忽然便有江湖思》直言不讳表达了很多犀利深刻的观点，有的文章虽作于十年前，但对今天的文坛依然振聋发聩，比如《长篇小说写作是灵魂的死而复生》。这篇文章提及对当代长篇小说近乎泛滥增长的忧虑，“长篇小说的急遽膨胀是这些年来文坛最为怪异的现象之一，似乎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有一大批写作者以放肆的方式染指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写作与出版正在逐渐沦落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消费。”在王尧看来，长篇小说是小说文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需要作家有世界观、方法论、人文修养和文化力量来支撑。“一个小说家，一个作家，他有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你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人性，看待这个大的世界和人性隐喻的故事和细节。如果没有世界观，没有方法论，你的小说是没有结构的。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物关系，决定什么样的结构。”

　　王尧认为，好的小说一定有伟大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力量支撑，而不仅仅是讲故事。他以屈原、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传世经典为例，说明其文学价值并非仅仅在于故事情节，更在于其背后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谈及自己的首部长篇《民谣》和即将出版的第二部长篇，王尧也谈到对语言表达的重视，以及他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在他看来，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追求，需要作家超越现实生活的局限，构建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王尧讲道：“我写小说有两个事情给我鼓励，第一个是我写出来的《民谣》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的时候，我知道我是能写小说的。我跟小说家马原一起乘飞机，他听说我在小说，能写小说，他叫我表达一句话，结果我讲了一个细节，马原说你可以写小说的。第二个是我小时候乡下长大，冬天天寒地冻，有很长很长的冰凌，我们小伙伴顽皮的话，就弄一个冰凌放到他背后衣领下面，会冷得要死，冰凌在融化，雪也在融化。有一天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少年时期，坐在自己家的门槛上，一边有老母鸡在叫，一边有猪在叫，我看到阳光下冰块融化，一刹那间，我感觉阳光随着这个融化的冰水，甚至都到地底下去了。当我把这样一种语言感觉写下来，我觉得我可以从小处努力好去写小说。”

　　文学信仰、问题意识与赤子之心，回归文学的常识

　　在活动最后，嘉宾们重点谈到了本次活动的主题：回归文学的常识。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也是一种警醒。在季进看来，对于当代文学，王尧在满怀希望的同时也一直葆有忧患意识，文学信仰、问题意识和赤子之心更是贯穿《忽然便有江湖思》这本书始终。在这本书里，王尧也重申了自己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忧心：“在这个被挤压的时代中，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几乎都被格式化了，我们自己也用某种方式包裹、装饰了自己。我想多少年以后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知识分子）的传记，比起哪个时代来可能都更显单调、贫乏与划一。”

　　在王尧看来，回归文学的常识，首要是对小说创作基本规律的坚持，包括小说要塑造人物，语言表达要准确等观点。比如说关于人性的问题，关于启蒙的问题，关于自由等，它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效益，这都是如何回到常识的回答。他认为：“鲁迅所思考的许多问题的经历还是有效的，有效的问题是不是有效的知识常识？也不能完全定义。比如说我们讲阿Q，今天的人性的复杂性远远超过阿Q，但是你不能讲鲁迅这个形象就无效的，或者鲁迅塑造的国民劣根性就是无效的。” 回到常识就会少发生差错，“当然随着时代变化，现在也会产生新的常识，我们再来使用它。”王尧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