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观杜甫——评《向海寻鲸：杜甫传》

　　《向海寻鲸：杜甫传》

　　周文翰 著

　　天地出版社

　　杜甫诗前出塞九首拓片(局部)，明人宋克书。碑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为诗人杜甫写传记，不是一件易事。有冯至《杜甫传》、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朱东润《杜甫叙论》、萧涤非《杜甫研究》、莫砺锋《杜甫评传》等珠玉在前，后人实难有发挥空间。传记作家周文翰的新作《向海寻鲸：杜甫传》，则变换视角，从写“诗圣”转向书写身为平凡人的杜甫——他像大多数古代士人那样，参加科考、结交官宦、追求功名、希望能建功立业，多数时间都不得志，亦有孤苦老病之时。这种视角，打开了对杜甫的新的阐释空间。

　　在评价这本《向海寻鲸：杜甫传》之前，有必要了解前人如何记述与评价杜甫。

　　唐五代留存的关于杜甫的记录甚少。最早是樊晃编《杜甫小集》时写的小序，仅约八十字涉其生平。杜甫离世多年后，元稹应杜甫的孙子杜嗣业之请，为杜甫写墓志铭，也只有百余字涉其生平。在这些记录中，杜甫只是诗人，与政治无关。在《旧唐书》里，杜甫突然变得“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曾趁醉登庇护者严武之床，瞪着他说：“严挺之乃有此儿。”严挺之是严武的父亲，此举侮辱性极强，倒是严武“虽急暴，不以为忤”。到了《新唐书》里，杜甫仍“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但加入了“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通“挠”)弱，情不忘君”等形容，强调其“忠”。

　　两部唐书这么写，可能暗含着时人的普遍困惑：杜甫的诗才惊人，为何未能建功立业?套入“文人无行”的刻板印象，或许就能解释得通了。而《新唐书》里加入了褒奖的语言，呈现出北宋文人对“忠”的在意。随着宋代的时局日趋动荡，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陆游等，纷纷开始在杜甫身上寻找自我的投影，以他表达自己“才高位下言不入”的无力感。至元代辛文房写《唐才子传》时，杜甫已是“忠孝之心，惊动千古”，从诗人变身了爱国志士的典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随着各类文艺思潮的兴起，杜甫的形象增添了新内涵。1929年，谢一苇在《杜甫生活》一书中，称杜甫为“我们的诗人”“平民的革命诗人”。1940年，易君左写《杜甫今论》，杜甫成了“国族的杜甫”，他坚信杜甫如重生，“必将怒吼而为吾华”。新中国成立后，杜甫的形象离人们更近了。1952年，萧涤非提出杜甫是“人民诗人”。朱东润也表示，杜甫的“三吏”等诗，是人民用血泪写下的诗歌。

　　从普通诗人到“恃恩放恣”，再到“挺节无所污”“惊动千古”，直至“人民诗人”……笔者以为，杜甫的形象变迁遵循着这样的过程：人们会基于时代需要，对杜甫的形象进行再阐释;再阐释为杜甫的形象和作品解读注入了活力，使其被一代又一代读者接受，直至再被注入新内涵。这意味着，今天写作者要阐释杜甫，重要的是找到杜甫与当下的关联。

　　《向海寻鲸：杜甫传》对杜甫的再阐释，是从叙事学角度的改变开始的。以往杜甫传记的写作，常常沿着“社会背景描述—生平记叙—作品阐释”的路线写成，是在“杜甫是伟大的”“杜甫作品不朽”等预设下，求证他为什么伟大、他的作品为什么不朽。这种写法，使杜甫成了超越时代的人，他唯一的痛苦，在于指点了江山时人却听不懂。周文翰则把杜甫置于普通人的境地中：像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杜甫的人生理想是出仕，至少如父亲杜闲，去世时官至从四品，可恩荫一个儿子。杜甫一生数次应考，皆落榜，只能“曲线出仕”——求官员推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的生活是从一家宴席赶往另一家宴席。为得到韦见素的推荐，杜甫也写过干谒诗。由于当时的官员追捧田园诗、边塞诗，杜甫以描摹现实生活为主的诗作并不受他们欢迎，以至于杜甫屡屡受挫。不过，杜甫也从社交中得到过一些益处——因知道唐玄宗次年将办三场大型祭典，他写出了“三大礼赋”并进献。四十四岁时，杜甫终于出仕。可几个月后，“安史之乱”便爆发了。杜甫后半生颠沛，好容易在世交严武的羽翼下过了几年安稳日子，经严武荐举，有机会任工部员外郎，然而却病死他乡。

　　根据《向海寻鲸：杜甫传》的叙述，杜甫不是世间的超拔者，而是一个常常失意的人——生前最高官位仅至品阶低下的左拾遗;文学作品被时人所忽视，殷璠编《河岳英灵集》、芮挺章编《国秀集》、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姚合编《极玄集》，均未收入杜甫的诗作。然而，正是他平凡的一生，为当代读者把自身经历与感受代入其中提供了可能。这本书告诉我们，伟大也许不是生前便万众瞩目，那些藏在失意、困顿与平凡里的真实，反而能跨越千年，叩响每个普通人的心扉。而且，扎根现实、忠于生活本身的创作，会拥有穿透岁月的永恒价值。

　　再阐释为传记作品赋予活力，但如何保证其在真实、合理的框架内运行?《向海寻鲸：杜甫传》的写作，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作者几乎是隐身的”，尽量不出场评论，也不引用非时人的评述。二是在细节上反复琢磨，不轻易下判断。关于后者，可试举一例：“安史之乱”时，杜甫是否曾被叛军所俘?这是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新唐书》记载：“肃宗立，(杜甫)自鄜州(今属延安市南部)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此说被广泛引用，且杜甫诗中确有“昔没贼中时，潜与子同游”的诗句，似可作为佐证。但是，长安陷落时，杜甫曾在城中生活，也可以称“没贼中”。在宋代之前，从无史料称杜甫被俘过，后来的《资治通鉴》亦不采此说。当代学者对于杜甫是否被俘，也是众说纷纭。对此争议，《向海寻鲸：杜甫传》采取了折中的观点：杜甫确实去了鄜州，但未被捕，而是走错了路，未能走到灵武，只好先回长安。恰当与否，可以再议，但斟酌本身便体现了一种审慎的创作态度。

　　在阐释为何将杜甫的传记作品定名为“向海寻鲸”时，作者谈道，这是一个双关：杜甫生命的最后岁月，一直在江上漂泊。长江东流入海，不知他将“鲸”的意象再次写进诗里时，是否会想起青年时前往海边的愿望。另一层含义则是指，杜甫生前名位不显，可是在逝世数十年后，被元稹、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奉为重要诗人，成了文坛如“鲸”一般的存在——这是他自己没有料想到的成就。

　　传记写作中，文学性与历史性孰重，历来聚讼纷纭。人们常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名苛责传记。然而，笔者以为，“还原”本身也是一种再阐释，“真实”绝非琐碎、刻板，传记出于历史，但它绝非历史。《向海寻鲸：杜甫传》便是一部基于历史资料，又有合理的文学性描述与阐发的作品。也许，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所言：传记应变得更文学化和艺术化，而不是科学化。最好的传记，往往出自作家和小说家之手，而不是历史学家之手。

　　(作者：唐山，系书评人，原《北京晨报》副刊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