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焱《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出版

　　中新网上海新闻7月15日电(李秋莹)毒物和药物看似对立，但翻开中国医学史，我们会发现毒物曾被如此广泛地用于治疗风寒、疼痛、瘟疫等多种疾病与日常养生。危险毒物如何转化为灵丹妙药？有毒药物的使用反应出古代中国怎样的身体观？毒药使用的背后又有哪些权力关系？光启书局近期出版的医学史著作《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即从医疗技术、文化观念、社会政治等角度，展示了汉唐之际“毒药”的多重景象，揭示出毒物在中国传统医学和中古社会的重要地位。本书英文版出版后即获得了美国医学史学会韦尔奇奖。

　　重新认识“毒”与“药”：从致命毒物到救命神药

　　“毒物”与“药物”在中国医学史上有着复杂的关系。今天我们在中药中仍广泛使用的“百药长”附子、乌头等药材都是含有毒性的植物，但古人通过特定的炮制方法，将其毒性降低，转化成治疗风湿、寒症等疾病的特效药。这种转化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调整，更是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反映。

　　通过对大量本草书、医方等文献的研究，作者发现“毒”字具有两面性，在医学文本中常呈现出“猛烈”的意涵，既可作为有害之毒物，又可作为治病之药物。在古代中国医学观念中，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只要运用得当，猛烈的毒药也可以用来治病与养生。这也提醒我们，药物不应被绝对地归为能治病/伤人、善/恶、合法/非法。只有在特定技术、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物质才变得真正有意义。

　　蛊毒之术：统治者的隐秘武器

　　本书不仅探讨了毒药在医学上的应用，还深入挖掘了毒药在政治中的作用。在汉晋之际，毒药常常被用于权斗和统治术中，成为权力斗争中的隐秘武器。作者通过丰富的史料记载，揭示了巫术和毒药如何被朝廷官员利用，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

　　例如，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时，由于权力斗争激烈，汉武帝疑心重重，怀疑身边的许多大臣和皇族成员利用巫蛊之术图谋不轨。其宠臣江充指控太子刘据用木偶人行巫蛊之术，诅咒武帝生病。受到诬告的太子一怒之下诛杀了江充，并起兵反抗。随后朝廷里发生了一场血腥冲突，导致死者数万，最终太子兵败自杀。此事成为汉代历史的转折点，致使政治权力重组，尊崇儒家思想的朝廷官员的势力显著增强。虽然江充的指控毫无根据，但巫蛊代表了对现有秩序的威胁，引发了社会焦虑和政治冲突。

　　此外，唐代的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也有许多关于毒药的故事。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曾多次利用毒药除掉政敌。她利用毒药不仅是为了消灭反对者，更是为了威慑和控制朝廷中的其他大臣。毒药在她的统治术中，既是实用的工具，也是心理战的武器。

　　养身厚生：“毒药”的日常使用

　　除了治病和政治斗争，《以毒为药》还考察了毒药在古代中国养生中的应用。传统中国药理学的目标之一是将身体转化为更高的存在状态并实现长寿。这种提高生命力的方案包括净化身体，清除其有害的负担，使其不断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最高境界是所谓的“长生不老”。不过，丹药既能改变身体使之超越死亡，又能缩短乃至终止人的生命，永生愿景与死亡的危险始终纠缠一体。

　　因此，从王羲之等魏晋文人，到韩愈、柳宗元，养生服药是汉唐之际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日常保健——一度十分流行的“五石散”就是一例。毒药的日常规律服用，恰恰是之前医疗史研究所忽略的，这折射出古代中国的生命观念。

　　毒药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世界各国而言，在药物的生产、研发、临床实验和国家的规范管理中，对药物有效性和副作用的权衡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书作者刘焱是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博士，现为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的医学文化，研究领域包括药学史、宗教治疗、炼金术、感官和情感史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医学知识交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杰出教授余新忠指出，在古代中国人的认识中，毒和药本身就有很强的一致性，具有一体两面的性质。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诸多与医药相关的历史现象，同时更进一步引导读者去思考现实中，药作为物质的流动性、药与毒的可转化性以及身体与物质世界互动的复杂性。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评价道：“历史上的药物绝不仅仅是医学知识的问题，它联结着自然与人身，交织着医疗技术、权力网络、生命意识、宗教信念等诸多层面，何况毒药；‘毒’之施用，似乎应该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涵。《以毒为药》向我们展示了中古中国‘毒药’的多重景象，足以满足人们对文化史这一特殊侧面的好奇。”

　　《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巧妙地将政治史、宗教史、社会史和经济史交织在一起，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古代中国医学史的著作。通过对毒药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的探讨，刘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充满张力的古代世界，为我们重新认识毒药提供了新的视角。